韓愈《柳子厚墓志銘》“子厚，諱宗元”原文譯文解析賞析，是由經(jīng)典國學堂從海量的中小學考試試題中精選而來，為廣大師生和古文愛好者提供標準答案和翻譯解析。以下為正文內(nèi)容。

《柳子厚墓志銘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一篇散文，題中柳子厚即柳宗元。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著重論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績和文學風義。韓愈贊揚柳宗元的政治才能，稱頌其勇于為人，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.

子厚，諱宗元。七世祖慶，為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，為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諱鎮(zhèn)，以事母棄太常博士，求為縣令江南。其后以不能媚權貴，失御史。權貴人死，乃復拜侍御史。號為剛直，所與游皆當世名人。

　　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。眾謂柳氏有子矣。其后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?？〗芰?，議論證據(jù)今古，出入經(jīng)史百子，踔厲風發(fā)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

　　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(jiān)察御史。順宗即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貶永州司馬。居閑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為詞章，泛濫停蓄，為深博無涯涘。而自肆于山水間。

　　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；又偕出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嘆曰：“是豈不足為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為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(zhì)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為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(zhì)。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，其經(jīng)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

　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，當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；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。”請于朝，將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雖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，夢得于是改刺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(jié)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游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發(fā)比，反眼若不相識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
　　子厚前時少年，勇于為人，不自貴重顧籍，謂功業(yè)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窮裔。材不為世用，道不行于時也。使子厚在臺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；斥時，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復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于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傳于后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愿，為將相于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　　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長曰周六，始四歲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(jié)概，重然諾，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為之盡，竟賴其力。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，舅弟盧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謹慎，學問不厭。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將經(jīng)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。

　　銘曰：“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”

參考譯文
子厚，名叫宗元。七世祖柳慶，做過北魏的侍中，被封為濟陰公。高伯祖柳奭，做過唐朝的宰相，同褚遂良、韓瑗都得罪了武后，在高宗時被處死。父親叫柳鎮(zhèn)，為了侍奉母親，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，請求到江南做縣令。后來因為他不肯向權貴獻媚，丟了御史的官職。直到那位權貴死了，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。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，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。
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聰敏，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。趕上他父親在世時，他雖然很年輕，但已經(jīng)成才，能夠考取為進士，突出地顯露出才華，大家都說柳家有能揚名顯姓的后人了。后來又通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，被授為集賢殿的官職。他才能出眾，方正勇敢，發(fā)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(jù)，精通經(jīng)史諸子典籍，議論時才華橫溢，滔滔不絕，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。因此名聲轟動，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。那些公卿貴人爭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門生，異口同聲地推薦贊譽他。
貞元十九年，子厚由藍田縣尉調(diào)任監(jiān)察御史。順宗即位，又升為禮部員外郎。逢遇當權人獲罪，他也被按例貶出京城當刺史，還未到任，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。身處清閑之地，自己更加刻苦為學，專心誦讀，寫作詩文，文筆汪洋恣肆，雄厚凝練，像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。而他自己則縱情于山水之間。
元和年間，他曾經(jīng)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，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，子厚分在柳州。到任之后，他慨嘆道：“這里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？”于是按照當?shù)氐娘L俗，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，全州百姓都順從并信賴他。當?shù)亓晳T于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，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，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，債主就把人質(zhì)沒收做奴婢。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，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；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，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，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，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(zhì)。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，到一年后，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將近一千人。衡山、湘水以南準備考進士的人，就把子厚當做老師，那些經(jīng)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，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(guī)范的。
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，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，應當去播州。子厚流著淚說：“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，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，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，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；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。”向朝廷請求，并準備呈遞奏章，情愿拿柳州換播州，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，死也無憾。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，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。嗚呼！士人到了窮境時，才看得出他的節(jié)操和義氣！一些人，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，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，夸夸其談，強作笑臉，互相表示愿居對方之下，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，指著天日流淚，發(fā)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，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。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沖突，僅僅像頭發(fā)絲般細小，便翻臉不認人，朋友落入陷阱，也不伸一下手去救，反而借機推擠他，再往下扔石頭，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！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干的，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。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(jié)，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！
子厚從前年輕時，勇于幫助別人，不看重和愛惜自己，認為功名事業(yè)可以一蹴而就，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。貶謫后，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，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，才干不能為世間所用，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。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臺、尚書省做官時，能謹慎約束自己，已像在司馬時、刺史時那樣，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；貶官后，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，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，不至窮困潦倒。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，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，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投地，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，以致于像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后世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即使讓子厚實現(xiàn)他的愿望，一度官至將相，拿那個換這個，何者為得，何者為失？一定有能辨別它的人。
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，終年四十七歲；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。子厚有兩個兒子：大的叫周六，才四歲；小的叫周七，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。兩個女兒，都還小。他的靈柩能夠回鄉(xiāng)安葬，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。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(jié)，重信用，與子厚是朋友，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，最后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后事。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，是他的表弟盧遵。盧遵是涿州人，性情謹慎，做學問永不滿足；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后，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，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；既送子厚歸葬，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，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。
銘文說：“這是子厚的幽室，既牢固又安適，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。”

賞析：
《柳子厚墓志銘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一篇散文，題中柳子厚即柳宗元。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著重論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績和文學風義。韓愈贊揚柳宗元的政治才能，稱頌其勇于為人，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.
墓志銘[，是古代文體的一種，刻石納入墓內(nèi)或墓旁，表示對死者的紀念，以便后人稽考。文章通常分兩部分，前一部分是序文，敘述死者的姓氏、爵里、世系和生平事跡；后一部分是銘文，綴以韻語，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。這一篇墓志銘的銘文極短，是一種變格。[1]
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：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系。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系。合二為一，也就是要以人品為本的問題。對于這個問題，對于這個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，韓愈的態(tài)度是相當客觀的，他特別敬重柳宗元的為人，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著“人的品質(zhì)”這個關鍵問題演進、發(fā)展，盡管自然段落較多，但上述中心思想?yún)s是脈絡清晰，貫徹始終的。
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，千載流傳而不衰，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。由此，憤激之筆頻出，不平之鳴屢見，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(tǒng)碑志文的形式，形成了夾敘夾議、議論橫生、深沉蘊藉、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。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后一段銘文之處，也是非常明顯的。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，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?？墒琼n愈卻有意識地只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，便就此擱筆。這難道僅僅是出于改革文體的考慮嗎?如果后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，那么韓愈這三句銘辭，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，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。
作為文體之一的墓志銘自有其體例，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，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況，這都是為名人寫墓志時不可省的筆墨。在寫此類文章時，能積極利用體例，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為上策。此文先述子厚先世，重在表現(xiàn)其剛直的節(jié)操風骨。后寫裴行立、盧遵二人對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屬撫恤的盡心盡力，表現(xiàn)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，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，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。沈德潛評語說：“噫郁蒼涼，墓志中千秋絕唱!”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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